台灣當年為何沒有製造出原子彈
自從二次世界大戦, 美国在日本的廣島、长崎, 投掷了两颗原子弹, 逼促使日本无條件投降!
因此现在全世界所有國家,無論大小,誰能擁有原子弹、或核子武器, 谁便是强國!即便是像朝鲜(北韩)這样小国, 现今拥有核子武器, 美国对它也心存戒心!
於是全世界很多的國家,都早已開始在明里或暗中, 研发發核子武器,作為国家的军事力量, 以及國與國之間武器競爭的主要項目!
中國亦不例外,並且已成功地於1964年10月16日試爆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3年,中華民國空軍情報署所轄之34中隊(即所謂的黑蝙蝠中隊), 先後偵察到中共在甘肅雙城子及新疆羅布泊一帶,建有發展導彈及核武基地,於是情報署署長衣复恩將軍,立即報告當時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蔣經國,並轉報總統蔣中正。
當然這項重大情報,獲得最高當局重視,於是立即派蔣經國出任國防部副部長,並調當時陸軍供應司令唐君鉑,出任國防部常務次長,以作發展核武之準備。
到了1964年10月,中共試爆了他們的第一枚原子彈,當然這更加引起了蔣總統和國防部的關心和憂慮。
到了1964年10月,中共試爆了他們的第一枚原子彈,當然這更加引起了蔣總統和國防部的關心和憂慮。
隔年二月,國防會議及有關單位決定,除非我方也能儘速研製出原子彈,否則海峽兩岸很難取得兵力對抗的平衡。
於是蔣總統立即決定成立一個以專門研究原子彈為首要任務的籌備委員會,並指定國防部常務次長唐君鉑為籌備委員會主任。當時唐君鉑還得到蔣的批示,禮聘以色列核彈與原子能發展之父伯格曼來台,擔任此籌備委員會的顧問。
籌備期間,在伯格曼顧問指導下,先後召開多次會議,獲致六項初步結論:
籌備期間,在伯格曼顧問指導下,先後召開多次會議,獲致六項初步結論:
一,因以研製核武為首要任務,故先要向當時已有小型核能研究之新竹清華大學,洽借核能研究人才。
二,原子彈必須用火箭載運至目標上空,因此需要遴選空軍及陸軍中,研製火箭及高效率火箭燃料人才。
三,火箭須加裝精密電子導航裝置,才能成為導彈,由於海軍當時已儲備這類人才,可向海軍借調。
四,同時也需要由陸軍選派化學兵參與,以防止核武製造時可能遭遇的,輻射、污染等問題。
五,立即成功立一經費充足、地位超然的專門機構,使確能達成核武研究、導彈發展、電子導航裝置、輻射污染清除等之重責大任。又此機構現似暫可設置在桃園縣石門水庫附近。
六,發展核武研究、導彈、電子導航向裝置、輻射污染、清除等高科技,當然需要大量這方面各類專精人材,所以必須擬訂人材培訓計計畫。
籌備委員會將獲致的六項初步結論,先由唐君鉑陪同伯格曼向蔣總統面報,總統經詳細核閱後批示:
籌備委員會將獲致的六項初步結論,先由唐君鉑陪同伯格曼向蔣總統面報,總統經詳細核閱後批示:
一,侭速為此原子彈研製計劃籌款1.4億美元,並立即成立一定名為“中山科學研究院”的機構,院址選用石門園區。
二,院內設四個研究所:(1)核能研究所; (2)火箭飛彈研究所; (3)電子科技研究所;(4)化學研究所。
三,擬訂科技人才十年培訓計劃,考選各類人才,送美、英、法、以色列等國培訓。
此即所謂的“新竹計劃”,經過四年籌備後,1966年,“新竹計劃”正式啟動,並正式命名此機構為:“國防部中山科學研究院”。首任所長為錢積彭,他原任職航空研究院,後到美國阿崗實驗所接受核反應器理論與工程教育,回國即為當時清華大學延攬,擔任該校核工組主任。後又在美國阿崗研究所從事中子物理研究,先後榮獲碩士、博士學位。
在“新竹計劃”啟動前一年,蔣介石曾邀請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擔任“國家安全會議”管轄的“科學發展指導委員會”主席,繼而又接任“國家科學委員會”主委。蔣把“新竹計劃”內部文件交吳大猷審閱,冀望吳大猷提供意见, 貢獻智慧。
在“新竹計劃”啟動前一年,蔣介石曾邀請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擔任“國家安全會議”管轄的“科學發展指導委員會”主席,繼而又接任“國家科學委員會”主委。蔣把“新竹計劃”內部文件交吳大猷審閱,冀望吳大猷提供意见, 貢獻智慧。
出乎意料,吳大猷竟然強烈反對台灣發展核武。此外曾參加美國曼哈頓核彈研究計劃的知名物理學家吳健雄,她也表示反對!
吳大猷陳述道:
一,是國際間防止核武器擴散的大環境。在取得鈾原料与制造過程中,美國必然會強力阻止,不利于我們對美關系;
二,研制成功后必須試驗。美歐都有沙漠或大洋作試驗場地,台灣則沒有,如在公海投擲,必然引起鄰近國家強烈反應;
三,台灣制成原子彈后,向哪個方向使用?如果是彼岸、此岸两地投過來投過去,那就是中華民族自相殘殺,必將禍及后代子孫,何以面對歷史責任?我看彼岸此岸,誰都不敢貿然嘗試。
因此據二呉的解釋,台灣腹地狹小,不利於從事核子戰爭,造之何用?況且當時台灣經濟正在發展階段,核武計劃必須花費龐大經費,這樣勢必造成台灣財政的沉重負荷。
就在1968年,美國媒體也在報導,台灣正在研製核武新聞,台灣害怕美國干涉, 而將“新竹計劃”就暫時擱置。
“新竹計劃”擱置兩年後,蔣又採納伯格曼的建議,重燃研製核武的強烈企圖,並以代號“桃園計劃”的秘密方案, 在1970年重新推出。
“新竹計劃”擱置兩年後,蔣又採納伯格曼的建議,重燃研製核武的強烈企圖,並以代號“桃園計劃”的秘密方案, 在1970年重新推出。
所謂“桃園計劃”主要是一個披上“研究用途”外衣的核武計劃。實際上,蔣是想要藉這項計劃建造一座4萬千瓦的重水核反應爐作為研製原子彈之用。他一方面將中科院的核能研究所,劃歸行政院原能會管轄,沖淡研製核武色彩;一方面任命台大校長閻振興掛名中科院院長,但實際仍是副院長唐君鉑操控一切。
在蔣的最後歲月,不僅研製核武的“桃園計劃”重水廠在積極運轉,同時在伯格曼的協助下,國防尖端武器製造更是日趨成熟,重要據點遍及全省各地。而在蔣介石、伯格曼相繼亡故後,有關專家曾估計說,到1987年年底, 台灣“只差一兩年時間就可以製造出原子彈”。
在蔣的最後歲月,不僅研製核武的“桃園計劃”重水廠在積極運轉,同時在伯格曼的協助下,國防尖端武器製造更是日趨成熟,重要據點遍及全省各地。而在蔣介石、伯格曼相繼亡故後,有關專家曾估計說,到1987年年底, 台灣“只差一兩年時間就可以製造出原子彈”。
但是誰也沒想列,就在1988年1月9日, 台灣原子彈研製工作遭逢戲劇性變化。時任台灣核能研究所副所長的張憲義,他原是一名美國安插的間諜,在這一天,他攜帶台湾發展核武之多項重要資料,叛逃至美國。並將台灣研製核武器的內幕和盤托出, 導致台灣核武計劃最終化為烏有!
張憲義的這一叛逆事件, 導至台湾當年没有製造出原子弹, 对台湾究竟是祸还是福?聪明的读者, 自有判断!